秦皇、漢武當政時，社會上出現了一批自稱有長生之藥或特殊法術的方士和神仙。于是，煉丹術、服石法、神仙術與房中術之類的所謂養生術充斥天下。
統治者動用大量人力、財力廣為煉制“仙丹”，故漢代已出現了煉丹的文獻，在《淮南子》、《淮南萬畢術》中，都提到汞、鉛、丹砂、雄黃笄藥物。東漢魏伯陽著《周易參同契》，被講為中聞煉丹史上的“丹經”，闡述煉丹之理，也如實指出了金石的危害。與服丹同時盛行的還有服用由礦石組成的方藥，因其弊端很大，故丹石之風直至虜代以降，逐漸冷卻，終未能成為養生學的主流。當然，辯證地看問題，煉丹術標志著當時我國冶金手工業的發達程度，在化學史上亦有重要貢獻。
所謂房中術，是進家修煉內容之一。《索問陰陽應象大論》有“七損八益"之說，對其所指代有爭議。直至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吁漢墓出土《養生方》后，內有對“七損八益”的具體解釋，才揭示其含義實乃房中術的一大總結。說明泰漢之際，人們已認識到有節制的、方法得當的性生活，有助于心身健康，這其實也屬養生方法的一部分。
相對于服餌丹石與房中術，吐納導引則更具積極的作用。《內經》將先秦萌發、流傳的吐納導引術，定名為“術數”，闡明其機理是從真氣、守梢神，其方法是調神、調氣和調身，還記載具體的練功方法和防治疾病的作用。此后，張仲景與華佗對導引術在理論與方法上皆冇所創新，并使之廣為流傳。魏伯陽的《周易參同契》雖專論丹術，但同時有許多關于導引的內容。吐納導引術在這一時期盛行的情況，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腳書簡《卻谷食氣篇》與《導引圖》中得到了全而展示與證實。
秦與兩漢，古代養生術的種類與方法已俱全，加上
中醫體質辨識養生學被廣泛運用于醫學領域，得到了充實和發展。這些均對《內經》所確立的中醫養生學說給予補充與發揮，也夯實了支撐其體系的框架，古代養生在此時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醫體質辨識養生學。
